茶院，在一般人眼里，只不过是个土得掉渣的小地名。可对于我来说，却有着特殊的感情，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是我魂牵梦绕的家。
    曾经在河边游泳戏嘻、捉鱼摸虾的小河，有一个富有历史韵味的名字，叫白鸥滩。在幼时曾经的记忆里，金粟寺最后的印象仍然依稀可辨：
    在白鸥滩西岸，临水朝东是一条幽静的古街，街道上的石板高高低低，光亮、圆滑；街上依次排列着住家、店铺、茶肆等，错落有致，与现在水乡古镇的样子差不多；每当小雨过后，阳光透过树梢洒在地面上，星星点点，小街显得格外清晰；屋檐下，有宽宽的阶沿，常看到有老人围着端坐在上面闲聊；门前的小河里，不停地有橹摇的木船“吚呀”着经过；河边的大树上，时有喜雀筑巢哺幼。金粟寺就坐落在小街中部偏北的位置。
    在“破四旧”的年代，印象中的金粟寺早已荒芜。与自家房子不一样的飞檐、翘角、吻脊，总觉得有点古怪，零乱的瓦楞间稀疏地长着不知名的小草，不定地在微风中抖动。空荡荡的庭园中杂草丛生，角落里散落着许多寺院过去的旧物，四周围着残破的院墙，墙头的瓦盖早已脱落，部分墙体也已经倒塌，门窗上的油彩基本已经褪去，露出了木材的本色。深邃的厅堂，幽暗的光线，还有狰狞膛目的菩萨佛像，布满尘埃，高高在上，显得阴森可怕，要是没有大人带着是不敢独自进去的。建筑虽已年久失修，但也不失寺院当年辉煌：厚重的台基、粗壮的廊柱、精巧的斗拱、宽挑的檐口，加上圆浑的磉鼓，平整的地砖，都显示了佛殿的威严。还有那高高的门槛，记得要坐在上面，搬动腿脚才能进入；凌空欲飞的戗角，映着夕阳的余辉，仿佛是挂落的晚霞。
    正对山门，是一个废弃的河埠，许多宽大、平整的青石板七高八低地散落在河滩上，石缝中长满野草。想必当初，南来北往的客商就是在这里弃船登岸，来到小镇上的，带来了街市的繁荣，促进了文化的交流。河埠两侧排列着六七棵高大的梧桐树，对岸也有香樟、榉树等古木。梧桐长有特别怪异的果实，加上炒制后的“馋香”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可惜由于河道拓宽、疏浚，都已不复存在。
    原本白鸥滩上是有几座古桥的，还有几个好听的名字：广济桥、放生桥、油车桥和招宝桥。其中的广济桥，又叫康僧桥，是借桥之名，志金粟之功，颂康师之德。在我小时，拱桥已经被简陋的钢筋混凝土桥所取代。那时，在小街的南端，还保留着一座名叫“太平桥”的石桥，桥本身并不大，但桥面连同两边桥堍、河岸，全由条石板砌筑而成，倒也古色古相，只是年代没有康僧桥那么久远。
    给我印象最深的，要数金粟寺门前朝东的河滩上，南北百余米，铺满了厚厚的断砖碎瓦，印证了金粟寺昔日的辉煌。随着岁月的流失，多半长满清苔，带着历史的记忆，沉到了水底……
    当读完《三国古刹‘金粟寺’》后，令我激动不已，茶院和金粟寺绝非我当初所想象，居然有着一千七八百年饱经风霜的悠久历史，金粟寺盛时影响之广、规模之大令人感叹。
    白鸥滩是承载金粟寺历史之河，小小的河埠是形成茶院“地方”文化的历史通道。
    根据记载，“宋以前，曹河未辟，运艘都经于此”，“居民贸易，遂成聚落”，这里为海中诸货流转三吴的必经之处。早在赤乌中(公元238--251年间)，“康僧既而游方至海盐金粟山，时值炎暑，构亭施茶以济渴，朝廷闻之，赐名茶院，已而建寺居”。形成金粟寺雏形，“茶院”之名产生；唐末宋初的开宝二年(公元969年)，武萧王钱镠至此施茶，敕赐号“施茶院”；北宋大中祥符元年(公元1008年)，敕赐为“金粟广慧禅寺”，明确金粟寺的性质为禅宗寺院，而茶院之名则留给了当地。从此以后，当地的小地名就叫茶院。
    金粟寺，作为浙江(东南沿海)佛教史上的首座寺院，历史久远，影响甚广。其开山祖师康僧会，佛、道、儒三家会通，是江南佛教的开创者。不仅在江南初建寺院，还翻译、注释大量佛教经典，在江南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；在历史上，金粟寺高僧大德众多，以明朝为最甚。被尊为“临济宗中兴之祖”的密云圆悟，住寺六载(1624--1630)，移请天童，嗣法弟子十二人，广传海內的“天童派”，多半出自金粟。其中有“小释迦”之称的破山海明，是开法西南禅宗的领袖人物；被誉为“鉴真第二”的隐元隆琦，师从圆悟，修禅问答，道业大进，机锋显露，名闻金粟。住黄檗后，推动了闽台地区佛教的发展。后受请东渡，在日本创建万福寺，开创“黄檗宗”，形成“黄檗文化”，对日本近世文化发展，影响深远。
    金粟寺的镇寺之宝，当推记载中的康师肉身像和独桑鼓。被书家视为纸中珍品的宋代“金粟笺”，可谓独树一帜，为达官贵人、文人雅士所珍藏，乾隆皇帝曾下令仿制。金粟笺写下了金粟寺盛时历史的重要篇章。虽存世不多，仍有大量实物可考，尤为珍贵。在上海博物馆文房四宝展室，有金粟笺陈列，浙江省博物馆藏《敦煌莫高窟藏佛说佛名经卷》前引首纸，长94.5厘米，高23厘米，为仿金粟笺制成。《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》，附录所收《海盐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》四卷，提供了这部已经佚失的宋代大藏的精彩风貌，也为研究曾使乾隆倾心仿造的“金粟山藏经纸”提供了线索。北宋手写[海盐]金粟山广惠禅院大藏本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［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〈P8-9〉编号〈10〉］， 于2007年6月，在国家图书馆主办，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、国家图书馆文化教育培训部承办的《光明来自东方----中国造纸、印刷与书籍保护展》中展出，引起轰动。
    顺治十六年(1659)，金粟主持木陈道忞，应召进见顺治皇帝，敕“宏觉禅师”称号，并赐“敬佛”二字和“太和之印”宝印一方。雍正五年(1727)，当朝皇帝爱新觉罗·胤祯颁赐楹联：“不佛求，不法求，不僧伽求，早已过去；无人相，无我相，无众生相，却是未来”。乾隆十六年(1751)，高僧源达至苏州观音山恭迎圣驾，获敕墨宝心经一卷。可见，盛时金粟名震海内，闻及朝廷，一度成为全国知名的佛教圣地。
    金粟寺几经沉浮，几经兴衰。清咸丰十一年(公元1861年)，太平军进军海盐，战乱中金粟寺彻底焚毁。光绪二年(公元1876年)，重修一进。至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，仅存一山门、一殿、两庑。1974年，金粟寺最后一位和尚圆寂，其后，山门、一殿、两庑被全部拆除，仅存残碑一块，在原址上痛苦地“呻吟”。到此，金粟寺千百年的历史被无情地划上了一个长长的休止符。
    适逢太平盛世，百姓安居乐业。金粟寺恢复重建之大业，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，历史又给了我们一次“将功赎罪”的机会。
    记得去年年初，我幼时的玩伴周建新先生与我闲聊，谈到了恢复重建金粟寺的想法，令我感慨万分。在特殊的年代，建新出生于庙内，实属罕事，可谓“佛缘”，我虽出生在佛门之外，有“草根情节”。佛缘乡情，情缘相连，对于修庙善举，竭力赞同，也愿为金粟寺恢复重建的规划设计工作尽力。
    说实话，对于一个佛教知识了解甚少设计者来说，实在是一次勉为其难的痛苦经历。由于才疏学浅，佛教知识的无知，有着许多困惑、彷徨和担心，甚至是疑问。
    金粟寺的恢复重建，意义非同一般，定会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心，专家学者的关注。对于金粟寺的恢复重建，实质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，要提高到历史、文化的高度，冷静的思考，理性的分析。金粟寺的恢复重建，不仅是寺庙建筑的简单恢复，而是历史文化的再现和延续。我们今天的工作，是在创造历史，我们的举动和寺院的“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”，都将成为历史的见证，一起被载入史册。
    金粟寺恢复重建是一项综合性工程，在其过程中，牵涉到社会上下的方方面面，千头万绪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可以参考的金粟寺现存史料很少，特别是能够直观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图片资料，至今还未找到，这对设计工作带来很大困难。“成也设计，败也设计”，在“历史责任感”的重压下，当初的“热情”荡然无存。一年多来，究竟有过多少难眠之夜，连自己都记不清了。
    金粟寺的兴衰史，就是茶院地方文化的发展史，“茶院”之名字里行间浸透着伦理、道德和文化。正是由于历史的价值、文化的作用，“茶院”之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，虽经风雨沧桑，千年未改，延用至今。
    茶院历史之“根”在金粟，文化之“本”是“布施”，其根本就是“乐善好施、助人为乐”。乐善好施是人性本色的呼唤，其最终的因果是行善积德，道德修养得以升华。简而言之，有“舍”才会有“得”，正如俗话说的“舍得”。如果说道德修养的本质是不损害他人，不损害公众，那么，乐善好施的本质就是“利他益己”，也正是“菩萨行”里以“普度众生为自救”的辩证人生观。乐善好施，行善积德，在利益公众、服务社会的同时，健全了人格魅力，增进了身心健康，正如歌中唱的：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”！
    “凡事皆有因，有因必有果”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乃是时机未到……”的最好诠释。
    金粟寺恢复重建肯定有许多的艰辛和困难，甚至要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，才能最终得以“完满”完成。无论金粟寺恢复重建整体工程，是否能在近期内完成，哪怕只是个开头，只要大家用心、尽力，甘做“铺路石”，“前赴后继”，都是行善积德，功德无量，是我们人生的“幸福”与“快乐”。让我们共享快乐……！
    我们相信：有各级政府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众多有“缘”人士的鼎立相助，必将共同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，“不负金粟，不负康师”。

    “佛”在心中，“佛”在人间。
    “佛光普照”，愿“佛”保佑我们“国泰民安”！  

二○○七年五月